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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药”与怀川共沉浮

点击数:13162015-02-03 09:15:08     来 源:   焦作怀药网       作 者:  

《厚重怀川·寻根》系列之“四大怀药”(四)
“怀药”与怀川共沉浮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杨战备和他种植的“郎山药”。 



核心提示

以土地肥沃、美丽富饶著称的怀川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因此,钟灵毓秀与满目疮痍,是这块土地屡见不鲜的历史轮回。元末明初,怀川大地狼烟四起,生灵涂炭,“四大怀药”种植因此中断。明朝建都后,部分山西移民来到怀川落脚,“四大怀药”重新由山区走向滩区,生根发芽。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、怀药贸易的繁荣,“四大怀药”也由贵族走向平民,开始大面积种植。日本侵华,怀川沦陷,“四大怀药”种植与销售再受重创……如今,追溯“四大怀药”种植史,它在毁灭后重生、在曲折中前行,见证了怀川大地的兴衰与沉浮……

乾坤再造“怀药”重生

1月25日,沁阳市山王庄镇大郎寨村,山药种植大户杨战备精心包装着一箱箱“郎山药”,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。如今,提起“郎山药”,很少有人听说过。而在明、清时期,朝廷征收怀药贡品时,点名要大郎寨村产的“郎山药”,“怀商”销往各地的山药必标明“怀郎”字样。

《沁阳市志》记载,大郎寨村的山药称“郎山药”,曾为明、清贡品。大郎寨村赵复晨老人是解放前最后一批贡山药的老人,他种的“郎山药”断面呈菊花心状,落地如铁棍之声,故名“铁棍山药”。然而,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“郎山药”失传,逐渐被人们遗忘。

近年来,沁阳市加大特色种植扶持力度,“郎山药”重新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渠道。杨备战作为种植大户,积极注册“郎山药”商标,培育优良山药品种。目前,虽然杨备战还无法还原史料记载中的“菊花心状”的山药,但他相信这片土地能生长出优质山药。

市怀药行业协会会长马明仁将我市“四大怀药”种植史与焦作宏观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进行考量,认为“郎山药”很可能是怀山药的起源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以土地肥沃、美丽富饶著称的怀川大地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据传,武王伐纣时,怀府百姓为将士献出菊花、地黄来清热消暑,献出牛膝、山药来滋补体质。从此,“怀药”就与怀川大地共浮沉。元末明初,怀川大地战乱不断,千村人烟断绝、万顷良田荒芜,“四大怀药”种植随之中断。无论是《三洗怀庆府》《胡大海复仇》《燕王扫碑》等民间传说,还是《陈氏家谱》《元史》等记载,都能找到元末明初怀川大地因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依据。

“问我祖先在何处?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?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数百年来,这首民谣祖辈相传、妇孺皆知。明朝建立后,为恢复农业生产,明政府从人口集密的山西洪洞县往怀庆府移民。“迁移过来的人,就居住在大郎寨村。”马明仁说。大郎寨村位于丹河沿岸,水源充足,土地肥沃。在选择农作物种植时,移民们选择了山药、牛膝、地黄和菊花。然后,种植区域沿沁阳、丹河向黄河滩发展。山药、牛膝在沙土地采挖方便,因此在黄河滩区被广泛种植。

关于“四大怀药”的种植历史,我市还流传一种说法:隋唐以前,“四大怀药”种植以今武陟县西部的小董、西陶、大封及温县的武德镇为源点,逐步往水土条件相同的周边地区辐射发展。明朝以后,怀府八县渐有出产。马明仁认为,这种说法与元朝末年“四大怀药”种植传统中断并不矛盾。温县农科所原所长张宝华也认可“四大怀药”在明朝时重新从山区走向滩区的发展脉络。

马明仁说,新中国成立初期,沁阳市作为古怀庆府所在地,仍大面积种植“四大怀药”。后来,由于缺少粮食,国家提倡“以粮为纲”,经济作物上山、下滩。温县、武陟等滩地保留了“四大怀药”种植传统,曾在产粮地种植的“郎山药”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山河沦陷“怀药”受伤

河南理工大学地域文化研究专家杨玉东将“怀药”发展过程分为高贵化、行业化和大众化三个时期。唐宋以前,怀药种植稀少,王侯将相才有资格享用,这从历史记载中可见一斑。

史载,公元前734年,卫桓公向周桓王进贡怀山药;公元前718年,魏宣王以后,怀山药成为历代王(皇)封贡品,岁岁征收。公元前608年,鲁宣公开始向周定王进贡怀地黄,此后历代王(皇)室将其列为贡品。公元619年,覃怀人给唐高祖李渊“土贡牛膝”,此后历代将其列为贡品。历代统治者征收怀药贡品时,大都指地道名要留驾庄和大道寺的地黄、大郎寨的山药、皇甫村的菊花和小庙后、北金村的牛膝。杨玉东认为,这一时期,怀药的影响仅限于上层社会。

随着“四大怀药”的治疗和保健作用得到世人的充分认识,其也由贡品走入大众生活。销售市场行情看好,反过来刺激老百姓种植“四大怀药”的积极性,形成了种植与销售的良性互动。焦作农村流传着“一分园十分田”的农谚,以此形容怀药种植与加工效益相当可观。

明朝末年,焦作人种植“四大怀药”已成规模;清朝,“四大怀药”的销售进入鼎盛时期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,“四大怀药”集中产地的温县、武陟、沁阳,经营“怀药”的行栈货庄在百家左右。货商根据行情,采取预约种植面积、预付定金、包销等方式,扶持药农生产,组织怀药行帮,在北京、天津、武汉、西安、广州、香港等地建立办事机构,在全国13个药材帮会中独占鳌头。

民国初期,“四大怀药”种植与销售进一步发展。1923年,“怀商”张子杰联合温县、沁阳、武陟、孟县(今孟州市)等地怀药行栈,集资白银百万两,成立怀药股份有限公司。1925年,从山西太谷县引种过来的太谷山药,经过焦作本土培育,成为怀山药的又一个重要品种。

日寇侵华期间,“怀商”分布在各地的药材行栈均被日军捣毁、挤垮。1938年2月19日,日军占领焦作,强行将焦作产的“四大怀药”运回日本加工,公然进行资源掠夺。他们还把“四大怀药”主产区之一武陟县的土壤运回日本研究,化验后重新配制土壤试种“怀药”,结果以失败而告终。

曲折前行“怀药”逢春

新中国成立后,经过“公私合营”“三大改造”,“怀商”退出历史舞台。“四大怀药”作为“国药”被列为国家计划管理物资,由政府组织生产。

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,“四大怀药”的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,1959年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产量高峰。此后,在“以粮为纲”的农业政策下,“四大怀药”种植面积受到粮食生产的积压,大幅度缩小,出现了建国后第一个低谷。

1964年,“怀药”种植面积又开始扩大。当时,由于“四大怀药”是国家二类计划管理物资,实行全额收购,致使库存严重积压。管理部门降低了收购价格,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种植怀药的积极性,“四大怀药”种植面积再次锐减,产销再次跌入低谷。

这一时期,为了缓解产销矛盾,国家有关部门又安排了一些新产区,先后有18个省区引种怀地黄等怀药,并逐步扩大生产。虽然供求矛盾缓解了,但也出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首先是焦作的“地道怀药”受到冲击;其次是连续三年产大于销,产品再次出现严重积压。最终,新产区产品无地道可言,品种退化,质量下降,销售不畅,种植面积又一次大幅度减少。

改革开放后,国家对“四大怀药”的生产改计划管理为指导性管理,由市场调节产销。政府部门积极引导农民闯市场,拓宽营销渠道,加大品牌推广力度,推进“四大怀药”产业化发展,又刺激了农民种植“四大怀药”的积极性,怀药种植枯木逢春。

近年来,我市“四大怀药”种植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,建立地道怀药规范化种植基地,用现代科学技术指导种植、深加工,逐步实现怀药种植的规模化、集约化和规范化。可以预见,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升级,“四大怀药”的种植与销售将出现更加兴旺发达的新局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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